媒体评翟欣欣案：婚姻不是犯罪挡箭牌

婚姻能否成为敛财的“合法外衣”？——从翟欣欣案看婚姻自由与犯罪红线的边界

2023年，翟欣欣案的一审判决再次将“以婚骗财”这一社会议题推向风口浪尖，这位被称为“苏享茂前妻”的女性，通过相亲平台结识多名男性，以结婚为名索要巨额“彩礼”“赔偿款”，婚后迅速离婚并卷款走人，最终导致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不堪压力自杀身亡，尽管案件尚未终审，但公众的关注早已超越个案：当婚姻沦为敛财工具，法律的红线究竟在哪里？婚姻自由的边界,又该如何划定？

从“相亲”到“诈骗”：翟欣欣案暴露的“婚姻陷阱”

2017年，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在世纪佳缘平台结识翟欣欣，彼时的翟欣欣，对外宣称是“白富美”：毕业于名校、家境优渥、名下有房产，两人相识仅70天便登记结婚，婚后翟欣欣以“父母不同意”“丈夫公司偷税”等理由索要1000万元“精神补偿费”，并要求苏享茂名下房产加名，离婚仅一个多月后，翟欣欣再次以“结婚”为由，向另一名男性索要1000万元“彩礼”，直至苏享茂自杀身亡，翟欣欣的“婚姻敛财”链条才被彻底曝光。

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它精准踩中了婚姻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模糊地带，翟欣欣始终辩称，其索要款项是“基于婚姻关系的赠与”或“双方协商一致的补偿”，而非“诈骗”，但法院审理发现，她在交往过程中刻意隐瞒真实财产状况（名下无房产、负债累累），虚构“家庭背景优越”等事实，利用苏享茂“急于结婚”的心理，一步步将婚姻变成“索取钱财的工具”，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类似的模式在她过往的“感情经历”中反复出现——多名受害者证言显示，她通常在婚前以“彩礼”“购房款”名义索要巨额财物，婚后迅速提出离婚，并以“曝光隐私”“举报违法行为”相威胁，迫使对方额外支付“分手费”。

这种“以婚骗财”的行为，与传统的“骗婚”有本质区别：后者往往以“结婚”为幌子骗取财物后逃匿，而翟欣欣们则更擅长利用“婚姻关系”的合法性，将犯罪行为包装成“家庭纠纷”，她们深谙法律对“婚姻自由”的保护，却故意曲解其内涵——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，但绝不等同于“利用婚姻关系实施犯罪”的自由。

婚姻自由的边界：当“自由”撞上“犯罪”

《民法典》第1041条明确规定：“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，实行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。”婚姻自由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，也是婚姻制度的基石，但任何权利都有边界，当婚姻自由被异化为实施犯罪的工具时，法律必须亮出“红灯”。

在翟欣欣案中，争议的焦点始终是“索要财物的性质”，辩护方主张，苏享茂的转账属于“自愿赠与”，理由是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，且有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曾协商一致；而控方则认为，翟欣欣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——主观上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客观上实施了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的行为，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,且数额特别巨大。

法律界普遍认为，判断婚姻中的财产往来是否构成犯罪，关键在于两点：一是行为人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二是财产处分是否基于“真实意思表示”，在翟欣欣案中，她不仅在婚前刻意隐瞒真实情况，还在婚后以“举报偷税”等违法手段威胁苏享茂，这种“以恶行索要财物”的行为，显然超出了“赠与”的范畴，正如法学专家陈兴良所言：“婚姻不是‘法外之地’，更不是‘犯罪的挡箭牌，如果允许以‘婚姻自由’为名行诈骗之实，不仅会摧毁婚姻制度的公信力，更会让无数人陷入‘谈婚色变’的恐惧。”

类似“以婚骗财”的案例并非孤例，2022年，浙江杭州警方破获一起“职业骗婚案”：一名女子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