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学校组织签器官捐赠书”系谣言

学校组织签器官捐赠书？真相与谣言背后的公共议题

“紧急通知！教育局要求各学校统一组织学生签订《人体器官捐赠意向书》，本周内必须完成，逾期将影响学籍档案！”
这样一则消息在多地家长群、社交平台疯传，配图模糊的“红头文件”、看似紧急的“倒计时”，瞬间点燃了家长们的焦虑——未成年的孩子要被迫捐赠器官？学校为何突然组织这样的活动？一时间，“学校组织签器官捐赠书”的质疑甚嚣尘上，甚至有家长冲到学校讨要说法。

随着多地教育部门、学校接连发布辟谣声明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：这又是一起典型的“谣言式恐慌”，所谓的“红头文件”实为PS伪造，“教育局通知”毫无根据，整个事件不过是某些自媒体为博流量编造的虚假信息，但这场由谣言引发的风波，远不止“一场闹剧”那么简单，它撕开了公众对器官捐赠的认知盲区，折射出信息时代谣言传播的机制，更暴露出未成年人保护、科学知识普及等领域的深层问题，当我们冷静下来追问：为什么这样的谣言能轻易“击中”家长？器官捐赠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？我们又该如何构建更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？

谣言的“剧本”：从模糊通知到集体恐慌

这则“学校组织签器官捐赠书”的谣言，几乎完美复刻了近年来热门谣言的所有“流量密码”。

第一步：制造权威假象。 谣言的核心是一份“教育局红头文件”，虽然图片模糊、公章不清，但“教育局”“统一组织”“学籍档案”等词汇，迅速构建了“官方指令”的权威感，在“一切为了孩子”的教育语境下，家长对“官方通知”有着天然的信任，也更容易产生“不照做就会受罚”的焦虑。

第二步：绑定敏感议题。 器官捐赠本就是社会高度敏感的话题，涉及生命伦理、未成年人权益等，谣言刻意将“未成年学生”与“器官捐赠”绑定，利用家长对孩子“安全”的极致保护欲，瞬间点燃情绪，有家长在群里质问：“孩子才14岁，身体还没发育好，凭什么要签捐赠书？这不是把孩子当器官库吗？”这种情绪化的质问，在缺乏事实核查的情况下，迅速形成“集体恐慌”。

第三步：利用传播裂变。 谣言最初在家长群传播，随后被截图转发至朋友圈、微博等平台，部分自媒体为追求流量，进一步添加“内幕曝光”“紧急扩散”等标题，甚至伪造“家长采访”“学校回应”等细节，让谣言呈现出“多源印证”的假象，一位教育工作者透露：“谣言传播的24小时内，我们接到不下200个家长电话，甚至有外地家长打电话来问‘是不是全国都要签’，可见扩散速度有多快。”

面对汹涌的舆情，多地教育部门迅速行动，北京市教委明确表示“从未组织过此类活动”，上海市卫健委通过官方账号辟谣“器官捐赠始终坚持自愿原则，从未有过‘强制签订’”，某涉事学校也发布声明：“网传文件系伪造，我校从未组织学生签订任何器官捐赠相关文书。”随着权威信息的发布，谣言逐渐平息,但留给公众的思考才刚刚开始。

谣言的“土壤”：认知偏差与信任赤字

为什么一则漏洞百出的谣言，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恐慌？答案藏在公众对器官捐赠的“认知鸿沟”与对“机构信任”的微妙变化中。

对器官捐赠的“三重误解”

在我国，器官捐赠仍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话题，公众认知中普遍存在三大误区：

“捐赠=强制”。 很多人将器官捐赠与“器官买卖”“强制摘取”画等号，这既源于过去一些非法器官案件的恶劣影响，也源于对正规捐赠流程的不了解，我国器官捐赠遵循“自愿、无偿、无偿”原则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强迫、欺骗或利诱他人捐赠，捐赠前，医护人员会详细告知捐赠者及家属权利、风险，并签署《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》，随时可撤销。

“未成年人=无自主权”。 谣言刻意强调“学生”“未成年人”，暗示孩子“被强迫”，但根据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、摘取其人体器官；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，其配偶、成年子女、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，也就是说，未成年人捐赠需征得监护人同意，并非“学校说了算”。

“捐赠后影响遗体告别”。 很多人担心“捐赠器官后遗体不完整，无法举行葬礼”，这也是阻碍公众参与捐赠的重要心理障碍，器官摘取是一项严谨的医学操作，会尊重逝者遗容，且不影响家属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超660万人，但每年实际成功捐献仅约6000例，供需比高达1:30，而“误解”正是导致登记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信任的“脆弱性”与谣言的“乘虚而入”

谣言的传播，本质上是信任的“再分配”，当公众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信任不足时，便更容易相信“小道消息”，近年来，教育领域偶发的“强制打卡”“强制购买教辅”等事件，让部分家长对“学校统一组织”的活动产生警惕；而医疗领域的“过度医疗”“器官黑市”等负面新闻，也加剧了公众对器官捐赠的疑虑。

这种“信任赤字”为谣言提供了生长空间，一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