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子撞人后未报警送医致伤者身亡

一念之差下的法律与道德困境

深夜的城市街道，路灯将行人的影子拉得细长，一辆轿车因分心驾驶突然失控，撞倒了正在过路的行人，撞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，轿车猛地颠簸后停下，车内的男子握着方向盘，手指因用力而发白，他透过挡风玻璃看到地上的人影——身体扭曲，头部渗出暗红的血迹，一动不动，几秒钟的犹豫后，他踩下油门，轿车迅速消失在夜色中，没有报警，没有拨打急救电话，甚至没有回头确认伤者的生死，几小时后，当路人发现伤者并送医时，生命已从指缝间溜走，这起“男子撞人后未报警送医致伤者身亡”的事件，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更撕开了法律与道德层面的深层思考：当生命在眼前消逝,冷漠的转身究竟该被如何定义？

事件回溯：被“省略”的120秒与无法挽回的生命

根据警方通报，事发当晚23时许，肇事男子王某驾车沿城市主干道由东向西行驶，行至交叉路口时，因低头看手机未注意前方路况，与正在斑马线行走的李某发生碰撞，撞击力度极大，李某被撞飞数米，重重摔在路边，当场昏迷，王某称，自己当时“吓懵了”，坐在车内“不知道该怎么办”，直到确认李某“不动了”，才决定“先离开现场，明天再说”，他没有发现李某的手机在碰撞中滑落，屏幕上还停留着“120”的拨号界面——那是李某下意识拨出的求救电话,却因无人接听而中断。

王某的“离开”，并非一时冲动，据监控显示，事故发生后，他在现场停留了约120秒：先是下车查看情况，蹲在李某身边约30秒，随后起身回到车内，坐在驾驶座上反复搓手，又下车绕车走了一圈，最终拉开车门驶离，这120秒里，他本可以完成三个动作：拨打120报警、拨打122报备、实施简单救助（如检查呼吸、止血），但他选择了“什么都不做”,任由伤者在冰冷的地面上等待死亡的降临。

次日上午，王某在家人陪同下投案自首，李某因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，已在医院宣告死亡，法医鉴定显示，若能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内得到专业救治，李某的生存概率超过60%，而王某的“不作为”,直接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。

法律追问：是“交通肇事”还是“故意杀人”？

王某的行为究竟构成交通肇事罪，还是更严重的故意杀人罪？这起事件的核心争议，在于“未报警送医”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“逃逸”,以及这种不作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

（一）“逃逸”的认定：从“物理逃离”到“心理逃避”

根据《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，交通肇事罪的基本刑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若“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”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若“因逃逸致人死亡的”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这里的“逃逸”，司法解释明确为“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”，在本案中，王某虽然离开了现场，但他的主观动机是否“逃避法律追究”？据王某供述，他离开是“害怕被殴打”“不知道怎么处理”，并非主观上“逃避法律制裁”，这种情况下，是否还能认定为“逃逸”？

法学界对此存在争议，一种观点认为，“逃逸”的核心是“逃避法律责任”，王某没有逃避的故意，不应认定为逃逸；另一种观点则主张，“逃逸”的本质是“对救助义务的逃避”，无论动机如何，只要未履行救助义务并导致死亡结果，就应视为“逃逸”的加重情节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明确，“交通肇事后，单位主管人员、机动车辆所有人、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，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”，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，这从侧面说明，“未救助”本身即具有可责性，而“逃逸”只是未救助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（二）不作为的故意：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

更关键的问题是：王某的“未救助”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？故意杀人罪要求主观上具有“剥夺他人生命”的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，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，王某显然没有直接杀人的故意，但他对“李某可能因未得到救助而死亡”这一结果，是否持“放任”态度？

刑法理论中的“不作为犯罪”，要求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，且有能力履行，却未履行，导致法益侵害，在本案中，王某作为肇事者，对李某负有“救助义务”——这种义务来源于“先行行为”（肇事导致李某受伤）、“法律义务”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条规定，发生交通事故后，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、保护现场、并抢救受伤人员）以及“常识性道德义务”（明知伤者需要救助而不施救），王某完全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（他具备拨打急救电话的能力，现场也有路人经过，他可以向路人求助），但他选择了“不作为”。

这种“不作为”是否构成间接故意？刑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