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男子幻觉下弑父被判无限期住院

当幻觉成为弑父的“理由”：无限期住院是正义还是另一种监禁？

2023年,香港一起震惊社会的案件终审宣判：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子，在严重幻觉支配下杀害亲生父亲，被高等法院裁定谋杀罪不成立，但因“精神失常”被下令接受“无限期住院令”，这一判决再次将“精神疾病患者暴力行为”推向舆论漩涡——当幻觉扭曲了现实，法律该如何平衡“无辜者之死”与“病者之罪”？“无限期住院”究竟是治疗与安全的必要屏障，还是变相的终身监禁？

案件回溯：幻觉深渊里的父子悲剧

案件发生在2021年的香港某公共屋邨,案发当日，37岁的李伟（化名）突然对父亲产生强烈恐惧，他坚称“父亲被恶魔附体，要取我性命”“房间里全是毒蛇和追杀我的黑影”，在持续数小时的幻觉折磨下，这个平时温和内向的男子，拿起厨房的菜刀向正在熟睡的父亲砍去，当邻居闻声赶来时，李伟仍蜷缩在角落，喃喃自语：“魔鬼走了，爸爸安全了。”

警方到场后,李伟并未反抗，只是反复问：“我爸爸还好吗？”直到医生确认其父亲当场死亡，他才突然崩溃，抱着头大哭：“我杀了他……我明明是在救他。”随后，李伟被送往精神科病房，诊断结果显示，他患有未接受规范治疗的精神分裂症，案发时处于“严重精神病性发作状态”，完全丧失对行为性质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。

案件审理历时两年,控方以“谋杀罪”起诉，辩方则提交了3份精神科鉴定报告，一致证明李伟作案时精神失常，2023年10月，法官最终采纳辩方意见，裁定李伟谋杀罪不成立，但根据香港《精神健康条例》第62条，对其发出“无限期住院令”——这意味着，李伟将在精神科医院接受强制治疗，直至医生评估其“不再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危险”。

对于这个结果,受害者家属（李伟的兄弟姐妹）在法庭外痛哭：“我们的父亲无辜死去，施暴者却不用坐牢，这公平吗？”而李伟的律师则表示：“他也是疾病的受害者，他需要的不是惩罚，是治疗。”

法律迷思：精神失常者的“罪与罚”

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,直指一个古老的法律命题：当精神疾病让一个人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，他是否还需要为行为负责？在香港法律体系中，答案藏在“麦克纳顿规则”（M'Naghten Rules）里——这一源自1843年英国著名案例的规则，至今仍是香港判断“精神失常”的黄金标准：如果行为人因精神疾病，在行为时“无法辨认其行为的性质”，或“无法辨认其行为是错误的”，则可不负刑事责任。

李伟的案件完美符合这一规则：3份精神科报告均证实，他案发时坚信父亲是“恶魔”，自己是在“执行驱魔任务”，既无法理解“杀人”是剥夺生命的行为，更不知道这是法律禁止的“错误”，法官在判词中明确：“这不是一个有预谋的暴力犯罪，而是一个被精神疾病摧毁的灵魂，在幻觉中犯下的悲剧。”

但“不负刑事责任”不等于“不承担后果”，香港法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处理，主要有三种“非刑罚处置措施”：无条件释放（确认无危险）、监管令（在社区接受治疗和监督）、住院令（强制住院治疗）。“无限期住院令”适用于“病情严重、具有持续危险性”的患者，其法律定位是“医疗措施”而非“刑罚”——理论上，只要患者病情好转、经两名精神科医生评估确认“不再危险”，即可申请出院；若评估认为仍需治疗，则每6个月由法官复核一次是否继续住院。

现实中,“无限期”二字往往让公众将其与“终身监禁”画等号，香港大学法学教授傅廷中分析：“公众的误解在于，他们把‘住院令’视为对犯罪的‘惩罚’，但法律设计它的初衷是‘治疗’，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为，根源是大脑的病理改变，用监禁无法治愈，反而可能加重病情。”

但受害者家属的质疑也不无道理：“治疗’是目的，为什么没有期限？如果他能好转，为什么不是‘定期住院’？我们的父亲永远回不来了，他的‘治疗’代价，是不是太轻了？”这种“正义感”与“人道主义”的冲突，正是精神疾病司法案件中最难解的结。

治疗困境：当“无限期”成为现实的枷锁

在香港,接受“无限期住院令”的患者，大多像李伟一样，因严重暴力行为（如杀人、重伤）被强制收治，他们住在专门的精神科病房，这里既有24小时医护，也有防自伤伤人的设施——比如无锐角的家具、固定于地面的电器、双层防护的窗户，但“治疗”二字，远比听起来复杂。

是“无限期”带来的心理创伤，李伟的主治医生在庭证中透露，他知道自己可能要“住一辈子”后，曾试图自杀：“他反复问‘我是不是永远都出不去’，眼神里全是绝望。”对许多患者而言，失去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创伤，而“无限期”的不确定性，更会加剧焦虑和抑郁，形成“病情加重—无法出院—病情加重”的恶性循环。

是治疗资源的不足,香港精神科医生协会2023年报告显示，全港公立医院精神科床位约2300张，其中用于强制住院的“紧急观察床位”不足300张，这意味着，像李伟这样的患者，往往需要多人同住一间病房，难以获得个体化治疗，更关键的是，长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周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