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批去俄罗斯旅游的人体验如何

那些年的冰与火之歌，究竟藏着怎样的陌生与震撼？

1993年的北京站,寒风卷着煤烟的味道，挤满了扛着蛇皮袋、拎着军绿水壶的人，人群中，48岁的李建国攥着那张皱巴巴的俄罗斯签证，手心全是汗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，目的地是莫斯科——一个在收音机里听了半辈子、却又无比模糊的名字，彼时的中国，刚刚打开国门不到五年，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，正以半推半就的姿态，向第一批踏足其土地的中国游客展开双臂，他们带着好奇、忐忑，还有对“老大哥”残余的想象，走进了这个冰天雪地里的陌生世界，三十多年后，当“俄罗斯旅游”成为说走就走的行程，我们回望这批“拓荒者”，才发现他们的体验，像一坛封存的老酒，酿满了时代的褶皱与个人的悲欢。

从“绿皮车”到“铁幕”：一场耗时六天的穿越之旅

1993年的中俄旅游,第一步就堪称“史诗级挑战”，李建国至今记得，他们一行28人，跟着北京某旅行社的旗帜，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，那是一列绿皮火车，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过道上铺着报纸，坐着从内蒙古边境倒腾皮生意的商贩，空气中混杂着汗味、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。

“火车要开6天6夜。”李建国说，他们从北京出发，经停乌兰巴托、伊尔库茨克，最后才到莫斯科，白天，大家挤在车厢连接处聊天，看窗外从黄土高原变成西伯利亚的泰加林，雪松像卫兵一样笔直地站着；晚上，座位拼成通铺，裹着自带的棉被，听着车轮与铁轨撞击的“哐当”声入眠，最麻烦的是边境检查——在蒙古的扎门乌德，俄罗斯海关人员拿着警棍翻行李，发现超过1000美元现金直接扣留；在伊尔库茨克，每个人都要下车脱鞋检查鞋底，生怕带了“违禁品”。

“现在坐飞机9小时就到，哪懂这种苦？”同行的小张（化名）当时还是个大学生，揣着父母给的2000美元，本想买件皮草带回来，结果在伊尔库茨克被海关罚了300美元，“理由是‘申报不实’。”他说，火车上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不多，大多是做生意的“倒爷”，或者像李建国这样，单位作为“福利”奖励的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
直到第六天凌晨,火车终于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站，当广播里用俄语报出“Москва”（莫斯科）时，李建国和同伴们挤在车窗边，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、裹着厚围巾的路人、还有墙上褪色的“镰刀锤子”标语，突然觉得像做了一场梦——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“苏联”吗？

红场与套娃：当“想象”撞上“现实”

莫斯科的第一缕阳光,照在了红场的红砖地上，李建国记得，他们站在列宁墓前，看着水晶棺里的列宁遗体，周围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，空气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“课本里的红场，比这热闹多了。”他小声对同伴说，却发现同伴正盯着对面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发呆——那座色彩斑斓的“洋葱头”教堂，在阴沉的天空下，像童话里的城堡，可童话里没有墙边摆摊卖套娃的阿姨。

“套娃10个卢布一个！”一个裹着头巾的俄罗斯妇女用生硬的中文喊，李建国掏出100卢布（当时约合20元人民币），抱回了一大堆套娃，最小的只有拇指大，回到酒店，他们才发现最大的套娃里，藏着的不是俄罗斯娃娃，而是“伏特加”酒瓶——这是当时最常见的“套路”，游客们却乐此不疲。

最让他们震撼的是古姆百货,这座建成于1893年的巨型商场，玻璃穹顶透进昏暗的光，里面却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售货员坐在柜台后打瞌睡，货架上的商品少得可怜：一瓶波兰产的巧克力要卖200卢布，一双国产胶鞋要500卢布，而最显眼的，是角落里堆着的“中国制造”——塑料凉鞋、廉价手表，上面还贴着“Made in China”的标签。“我们以为苏联是‘老大哥’，结果发现我们的东西在这里卖得比他们的还好。”小张当时觉得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饮食更是巨大的文化冲击,他们原以为能吃到“列巴”“红菜汤”，结果酒店餐厅的菜单上只有“Борщ（红菜汤）”“Шашлык（烤肉串）”，而且分量小得可怜，李建国记得，他们一行人点了6份红菜汤，端上来却发现只有三大碗，里面的牛肉块比指甲盖还小。“后来学聪明了，去市场买面包，用军用水壶接自来水，就着咸菜吃。”他说，莫斯科的冬天零下20多度，他们裹着租来的羽绒服，在红场排队参观克里姆林宫，脚趾冻得发麻，却觉得“值了”——毕竟，这是课本里的地方啊。